德裔美國火箭科學家Werner von Braun (1912–77)曾說：「基礎研究就是那些連我自己都不知道在做甚麼，而我卻又正在做的研究。」

基礎研究有時候不只外行人困惑，連科學家自己也可能說不出個所以然來，因為這類研究通常要解答基礎的問題，如生命的奧秘、宇宙的起源，或者為何「數字主宰萬物的變遷」（借用羅素的話）。

1990年，香港首次以「胚胎冷藏╱解凍」技術成孕的嬰兒（雙胞胎）誕生，這是中大醫學研究人員在胚胎保存和植入研究取得的成果。中大研究人員至今還在努力破解生命之謎，陳小章教授研究上皮細胞離子通道對於不育的影響就是一例。

植物生命同樣一早已是中大的研究重點。幾十年前，張樹庭教授就在真菌遺傳學方面做了領先的研究，開創了「蕈菌科學」。今天，姜里文教授在植物發現新的細胞器，也開闢了令人振奮的新天地。

中大的自然科學學科聞名遐邇，這要歸功於大批傑出的化學家和物理學家，還有如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教授這些大力支持的友好。謝作偉教授致力製造出難以想像的巨大碳硼烷，還有朱明中教授追縱縹渺的中微子，都是尋根究柢的例子。

菲爾茲獎得主和沃爾夫數學獎得主丘成桐教授是中大校友，在數學上屢有重大創見，而他在中大的數學家同行也忙於在這片土地上開墾耕耘，包括研究一度或二度空間維度中非線性圖案的魏軍城教授。

科學史上充滿組合詞，如楊–米爾斯理論、卡拉比–丘流形，這些組合詞隱含著合作與競爭。中文大學的研究從來不乏團隊合作，既有校內同事間協力，也有夥同學生或其他院校學者的研究。本書介紹了一些研究團隊和他們的工作。不過，這裡的介紹也只是管中窺豹，難以全面呈現中大學者群所做的蓬勃研究工作──無論基礎研究還是應用研究。

中大自五十年前創校起，就把研究視為主要使命之一。在這半個世紀，中大發展成研究型綜合大學，在諸如文學、人文學科、科學和社會科學等多個領域樹立標竿，開創新局面、啟風氣之先。

創校初期的中大是新儒家的重鎮，唐君毅、牟宗三和劉述先等新儒家代表人物均在中大任教。1988年，劉殿爵教授與陳方正博士開展古文獻資料庫計劃，把浩如煙海的先秦兩漢傳世文獻整理成電子資料，供研究漢學和中文的學者使用。另一項重要工作是香港文學特藏，這個研究現代香港文學和文化不可多得的資料庫，幾乎全由盧瑋鑾教授獨力完成。

社會學在中大有深厚根基，以著重實證研究和量化方法為特點，促進了香港的社會研究，又為中國大陸培養社會學家，影響十分深遠。中大學者以開發跨文化參照和測試而在人類行為研究領域佔有一席之地，最著名的是張妙清教授領導開發的跨文化（中國人）個性測量表。中大的運動科學研究在國際學術界和本地體壇均享負盛名，王香生教授領導的團隊就是當中的犖犖大者。

中大前校長兼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高錕教授，不但革新了電訊技術，還為中大的工程學奠下穩固根基。今天楊偉豪和李碩彥兩位教授在網絡編碼方面所做的創新工作，正為瞬息已過時的資訊科技編寫新的一章。在香港這個鼻咽癌多發地區，黃潘慧仙教授和羅國煒教授的開創性研究，為詳細了解和更有效治療此病樹立了楷模和標準。

除了上述學者外，中大還有許多努力突破窠臼、提升學科的先驅，把傑出的研究成果留給同儕和後世。

曾獲諾貝爾獎的科學兼著名散文家Peter Medawar （1915–87）說過：「如果政治是嘗試的藝術，那麼研究便肯定是解決問題的藝術。兩者都非常實事求是。」的確，研究與它為人們或廣大社會帶來的影響和益處是密不可分的。

著眼於可以解決的問題，實事求是，或許是香港這個商業中心的最佳寫照。張惠民教授在無線射頻辨識技術方面的研究，是中文大學商科研究走在尖端的好例子。

醫學創新可以治療頑疾，挽救無數人命。在1990年代初，中大進行香港首次小兒骨髓和肝臟移植，並以微創手術治療老年黃斑病變。今天，中大在多個領域仍然推陳出新，包括上消化道出血的防治和心臟再同步化治療。

盧煜明教授開創的嶄新產前診斷方法，令許多準媽媽大感安心，他正開發更加重要的診斷法。辛世文教授和林漢明教授的水稻和大豆研究，影響深遠，千千萬萬人因而受惠。

全球暖化是學童都耳熟能詳的課題，惟真正著手處理問題的人不多。吳恩融教授令我們更加認識我們棲居的城市，並教導我們如何能令它更宜居住和更舒適。

中大學者心繫弱勢社群，推動社會服務不甘後人，如流金頌和博群計劃等均是，無怪乎多位學者獲頒獎項，嘉勉其人道精神。繼梁秉中教授、吳恩融教授之後，致力為有聽覺障礙兒童提供正常教育的鄧慧蘭教授最近也獲殊榮。

或存心濟世，或適意為善，澤惠社群的中大學人，比比皆是，限於篇幅，本書只能摘擷題之，述其大概。然其廣大同儕仍各本其學養旨趣，專心致志鑽研學問，改善我們的生活、呼吸的空氣、飲食的素材以至培育後代的方式，為功甚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