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天,本港劇壇將出現一套本地原創話劇《教授》,在8月31日先上演香港中文大學五十周年校慶專場,繼在9月1日起公開演出十多場。中大作為這齣香港話劇團製作的活動夥伴,「兩位中大之子」──莊梅岩和陳焯威──也在幕後擔當了編劇和導演的重任。
既獨特復普世
莊梅岩接到劇團邀約創作一個與中大五十周年有關的劇本後,即開始思索能觸動她的中大事物。「我想起曾因在網上看到沈祖堯校長致畢業生的一篇講詞而滴淚,那篇文章勾起我思考我所珍惜的中大樸素氣質、人文精神。教育不該是生產生財工具,教育該培養怎樣的素質的人……這些現在沒有甚麼人會講了。這是令我決定接受委約的主要原因。」
劇本是為中大而寫,但莊梅岩明言不想寫一個小圈子的作品,而希望是「以表達中大感覺的平台來訴說一個普世性的故事」,除了中大人,其他觀眾都會明白,故她以探討教育本質為定位。「教」與「學」是對立?還是同盟?教育能否改變社會?還是紙上談兵?「我不會寫豐功偉績、歷史淵源。劇本可能有一些中大人心領神會的細節,但還有更普及的課題,例如師生關係、大學應否產業化、香港作為中國對外窗口的角色是否日漸消亡。」
教育豈僅是課堂
談到在中大數年的學習經驗,莊梅岩說,教育的影響往往是即時未能察覺的,日後回顧,卻會聯繫到當時點點滴滴產生的作用。「上課、寫論文,當年我可曾會覺得跟寫劇本有何關係?現在回看,大學教育探求知識的步驟,做研究的方法,組織材料的程序,統統都是教育。這些過程對於我怎樣理解事物,怎樣探討課題,都大有影響。」注重資料蒐集和準備工夫的她坦承,如果沒有經歷過大學教育,直接進入戲劇學院的話,處理方式會不一樣。
莊梅岩引述某位教授的話:教育是empowerment,重點不在當下學到的A加B加C,而是了解到各樣無限的可能。「這個詮釋很棒。透過學習可開啟不同的門,通往不同的道路,讓我知道做一件事情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只恨當年少不更事,那麼多教授在開那麼精彩的課,我幹嘛不多旁聽一些,而要跑去幫人家補習?」
陳焯威也珍惜在中大的學習。當年教授要求他們看很多參考資料備課,他不以為苦,反而欣賞這種教與學的方式。「物理到了最後往往歸結到哲學層面,當中的空隙如何填補,得靠自己多下工夫。不善用大學的資源,不爭取學習的機會,不敲門叩問專研各種學問的學者,未免浪費。主動學習是我在大學學到最重要的課程,到現在從事戲劇,我仍抱這種認真的態度。」
最引共鳴是傳承
在蒐集資料的過程中,莊梅岩得悉不少中大歷史上的感人故事,更發現受訪者十之八九以中大人的社會關懷自豪,說參加社運的大學生就以中大生為最多,又欣賞學校對非常事件的處理手法。這些元素都滲進劇本裏去,但不是直接移植,而是取其原型。例如沈祖堯校長曾就學生陳倩瑩衝擊立法會遞補機制論壇被捕而發表文章,她考慮過是否把這個寫進去,後來作罷,因為跳離實案在劇中探討學生社運,可更加自由。戲裏有關於辯論隊的情節,原來她曾特地觀察他們受訓。「學生很了不起,認識面很廣。一群年輕人激辯社會議題,在旁是專程回來指導他們的師兄。這些討論不會對世上政策起任何影響,然而那種對社會關懷的深厚傳承令我動容。」
陳焯威曾在2009年導演新亞書院六十周年戲劇《珍重星光》,談起當時為執導故向學長前輩請益,震撼猶深。「他們憶述五十年代艱辛辦學,七十年代的火紅年代參與保釣,八十年代(社會經濟)開始起飛,然後又發生了89學運,到他們怎樣看我們這些千禧年代的學生,令我深深領會傳承的力量。沒有當年不計付出的辦學,便沒有我這一代的中大學生。在現代環境轉變下,大學是否能保存創校的初衷,還是有所偏離,有所掙扎?我知道Candace寫的劇本一定會觸及這些大眾關心的課題。」
由局內而局外
縱然對中大有強烈的情感依附,陳焯威跟莊梅岩一樣,常常刻意抽離一下,用普通觀眾的眼光看劇本的內容能否引起關注,他們自覺還是拿捏得頗平衡的。二人雖是第一次合作,導演是陳焯威,莊梅岩一萬個放心。「他也是中大人,容易明白我要表達的東西,又能給予我另一個角度的看法,合作起來能產生互動。」
陳焯威這樣看他的崗位,「導演之於劇本是第二度創作,是劇本的第一個觀眾,呈現情節之外,還要令觀眾明白編劇的世界觀。我不敢說要把劇本提升,但如它能打動我,我的責任便是把這份共鳴和震撼,通過畫面、節奏和其他舞台處理手法傳送給觀眾。我和編劇的訊息該是一致的,我也該給演員一個演繹的方向,因為我們須坐在同一條船上。」
有了劇本,有了導演,有了演員,還需要觀眾。一個劇作,必要經過這層層演繹,生命才算圓滿。一所學府慶祝五十周年,有這麼一齣充滿反思的劇作,也不啻是對傳承和時代呼喚的回應。就讓中大人與廣大觀眾踴躍見證,共同玉成這份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