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你在英國醫科畢業,那正是香港前途未卜之時,為何還決定回港執業?
那時我在英國居住十年多了,然而,香港始終是我的家,剛好威爾斯親王醫院成立不久,我覺得是個機會,所以毅然決定回港從頭做起,希望能夠在事業發展上得到更大的滿足感。
最初在精神科病房工作的經驗如何?何時決定專研糖尿病治療?
當時政府醫院的內科職位非常熱門,我被要求先在般含道的精神科工作十五個月,這段時間,我了解自童年開始,成長過程、教育等怎樣影響一個人的心理、健康、家庭和事業。每人背後都有一個故事,精神科重視聆聽,碰巧我也喜歡聆聽。我在精神科做得不錯的,主管也說我會很快升職。後來我轉職威爾斯醫院,遇到啓蒙老師郭克倫教授,他很儒雅,醫術精良,對病人很細心,我深受影響。他邀請我加入內分泌科,我很快便答應了。深入認識糖尿病後,我了解到這病的心理、認知和行為,就像瓜與籐般夾纏不清。
治病便是「對症下藥」。這個觀念有修正的需要嗎?
「對症下藥」是治病的一個環節,像糖尿病這種長期病患,醫人比醫病重要。病人的認知、情緒和行為,也是很重要的環節。心病還需心藥醫,醫療團隊需要在背後支援,用各種不同的方法給病人賦能,讓他可照顧自己,健康起來。
這樣,醫者的角色是否也需重新界定?
醫生還身兼科研、管理、教育的多角色。他是科技與病人之間的橋樑,尤其長期病患者在不同的地點、時刻,有不一樣的需要,唯有經過醫生的直接了解,才可適時選擇最好的科技來防治。我們得通過長期研究,了解病的成因和後果,把問題呈示給合作夥伴,研發新的治療方案。醫生應深入淺出教導病人或高危人士怎樣自我管理,掌握自己的健康,並教育下一代的醫護人員繼續改進。
談談你教學、行醫和研究的風格吧。
我非常直言,常常強調醫科生和教授都是因為有病人而存在的,學習不是單為了醫科畢業,而是為了將來要做醫生。所有的教學、培訓和考試,都是在這個基石上發展的。我的要求很高,希望學生畢業時有價值觀、技術和醫德,知道自己有重要的社會責任。
行醫二十多年了,見過不同的病人,年輕的,中年的,早期的,也有已經出現很多併發症的。他們會讓我知道家裏的情況,了解他們的情緒。我會鼓勵他們正面面對糖尿病,照顧自己,認識自主的重要性。相信他們也感覺到我的真誠,覺得我真的聽到他們說話。
糖尿病防治的涵蓋很濶,包括流行病學、基因學、藥物科研、管理學,甚至效益計算等,是跨學界跨業界的理念。我要決定策略,訓練同事,激勵大家互相了解,分享理念……。也許有人會覺得我不夠專注,其實不然,我是非常專注於病人的多樣需要,才採用跨界的模式去達到這目的。
還有哪個角色可以讓我們認識一下的?
另外一個重要角色當然便是媽媽。兩個兒子已二十多歲了,多年來我一直忙於工作,但一有時間我便會和他們在一起,那是我最珍惜的。我盡量與他們分享自己的知 識、人生觀和經驗。還有丈夫、家人給我支持,就像一張很大的安全網,讓我放心投入工作。
閒下來的時候,會做些甚麽?
每一日我盡量給自己十來分鐘,獨自在房間裏靜下來,反思一下當天做了些甚麽,哪些不應再做,哪些應繼續做,哪些該開始做。我很喜歡看社會學、心理學和管理學的書,很想了解為甚麽社會是這樣的,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是這樣的,希望這些知識有助教研和行醫。我也喜歡到有歷史感的地方旅遊,人在宇宙只是瞬刻的一點一滴,多知道過去,便會明白為何此刻身在此處,或者還會知道將來會是怎樣。那麽,在這短短的數十年裏可以做到多少把這個世界改變得好一點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