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長報告書》 1985–87

貢獻，更是他對香港和中國高等敎育的莫大貢獻。 無可否認，二十多年前，一般人雖然佩服李校長的雄才大略，卻並不 一定能夠了解他的遠見和抱負。所以多年來大學推行雙語敎育和通識敎 育、鼓吹學術硏究、强調中國和國際聯繫、堅持健全合理的學制，都可說 是戛戛獨行，一直未曾引起廣泛的響應。直到最近幾年，香港前途逐步確 定，一個嶄新的形勢迅將來臨，各方面才見到有改弦易轍、適應來日變化 的需要，由是吹起了一陣和煦可喜的進步之風。例如大學及理工敎育資助 委員會從前年開始大幅增加各院校的儀器經費，並且撥專款支持學術硏 究，敎育統籌委員會最近建議在中學推廣母語敎學，取銷各公開考試文憑 上應考語言的記註，第三所大學的籌備委員會表示新大學雖以理工和商科 爲主，但學生的通識敎育也不能偏廢等等，都是開明、有遠見的政策和看 法，也都是大學所曾經長期不斷呼籲鼓吹的。我們歷來的政策和目標雖然 未必符合時下的看法，但它並不是一班人或一所學校所固執的私見，而是 實實在在，正大合理，適合香港和中國高等敎育長遠需要的常道，這一點 我希望港人能夠明白。 當然，大家都知道，一所現代大學，必需有大量的資源才可以推行它 的政策，追求它的目標，中文大學也不例外。我們只要擧眼看看大學優美 寬敞的校園，聳峙矗立的校舍，再靜心回想每年政府所撥給我們的好幾億 元款項，基金會和社會人士數千萬元的捐贈，就知道大學所取諸社會的是 如何之多，所倚賴於社會者是如何之重了。大學之所以能得到社會長期和 强有力的支持，很大一部分自然是校董會居間引導之功。校董中如在座的 簡悅强爵士、利國偉博士、利榮森博士、胡百全博士、鄧蓮如博士、潘永 祥議員等各位，他們領導校董會多年，對外折衝斡旋，爲大學爭取了解和 支持，對內克盡忠吿提示的責任，但仍舊留給大學當局以自由迴旋發揮之 餘地；如我們兩位海外校董柯克樂博士（ Dr. Clark K e r r ) 和陶德勳爵 (The Rt. Hon. Lord Todd of Trumpington) ，他們經年不辭勞苦，遠 涉重洋，以其睿智卓識對大學的發展提出寶貴意見；更如邵逸夫爵士，歷 年來一再慷慨捐輸巨貲，使大學許多獨特的發展計劃得以一一次第實現。 他們各位的忠質誠懇、深情厚意是大學和我個人衷心銘感，永誌不忘的。 此外，許多校友對大學的經常關懷、協助和支持，也都是大學所深深感謝 的。 大學旣然吸取了大量社會資源，自然應該爲社會服務，向社會負責， 這是沒有疑問的。但甚麼謂之服務，甚麼謂之負責，則並非簡單的事，要 我們去加以硏究。大家知道，大學的功能和工廠、銀行或者政府部門不同： 它所生產的不是衣服、汽車、照相機，而是難以捉摸品評的觀念、知識、 學說；它所做的工作並不是築路、蓋房、淸掃街道、維持治安，而是經過 多年辛勤才會開花結果的學術硏究和人材培育。因此大學的表現不能夠用 每年每季的「底線盈利」那樣簡單的數量觀念來量度，而要從它長期和整 體的學術和敎育表現來衡量。對一個自立的、有自我調控功能的社會來說，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