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大學校刊 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送了我去英國讀法律。一去五年，一 年才回來，此後就一個錢也沒有問父親要 過。我最初當律師的時候，每天乘公共汽車 從天星碼頭返銅鑼灣的家吃午飯，因爲這樣 可以省錢。我們(我在一九四零年結了婚， 四一年女兒出世)住的那層樓每月租金六十 五元，我家的雪櫃還是租用的，每月十元， 那時每餐菜錢五毛，省儉得很，很多人說我 是世家，我說在香港有什麼世家，也沒有人 享有特權，每個人都是靠自已的努力。 問：您進大學的時候，本來是不是想唸醫科的？ 答：是的，但是我父親說讀醫科不好，因爲當 時醫生多過病人。 問：您好像很受父親的影響？ 答：是的，我非常尊敬先父。他經常敎導我們 要勤奮、誠懇，我一直把這些作爲立身處世 的金科玉律。 問：那末您聽從父命改讀法律，心裡有什麼感 受？ 答：我不是有野心的人，我素來都沒有一個特 定的目標，或者刻意的想去幹什麼事、表現 一些什麼。現在回顧起來，我做的事很多時 都不由自主，大都是環境造就的機會，例如 忽然之間有一件事要我去做，做完了，又 有另外一件接踵而來，好像都安排好似的。 許多時候，我忽然之間捲入了漩禍也不自 知。我從來沒有立定心要造就某一 問：但是您很早已經注意到社會上有不公平的 現象，希望能夠改變這些不公平的事了。 答：我在倫敦大學讀法律，而倫敦 濟學院是 社會主義的溫牀，是工黨的基地，所以是受 到一點影響的。 問：那麼，您在倫大讀書時的所見所聞是否就 決定了您日後發展的路向呢？ 答：也不完全是！您提出這個問題，我就想起 來了。我在德信銀號讀專家館(銀號在永吉街 和皇后大道中的交界)，對面的九如坊是小 販區，每天一到下午三點多鐘就有一輛大貨車 駛來，那些警察見到小販就連人帶貨的扔上 貨車開返警署，第二天就要罰。當時我大約十 四、五歲，已經開始有一個感覺：這樣是不公 道的！這樣對人是不公平的！心想如果我有 一天能夠替這些人出一口氣就好了。我從小 就好打不平，直到做律師時也是一樣。 一九四六至四七年間，我跟貝納祺等五個 人組織了一個座談會(Symposium)，每月聚 餐一次，專門硏究社會問題(政治是不談 的)，因爲我們感到香港的社會有許多要改 革的地方，這個組織後來發展爲革新會。 問：那麼，您後來當了行政立法局非官守議 員，不是可以施展您的抱負嗎？您當議員的 時候，有什麼成就是您最得意 呢？ 答：說成就我則不敢當。不過，多 任港督麥理浩爵士非常投契，合作得很愉 快。許多時候，我在這裏辦公，他的秘書來 一個電話，請我上督憲府跟他商討問題，我 就會立刻上去，跟他討論，給他提意見，事 情通常 這樣解決了。 問：行政局的首席非官守議員所起的作用最大 是怎樣？ 答：我做首席非官守議員時，職責跟其他議員 並沒有分別，根據條例，女皇授任港督管理 香港，說朋「一切有關治理香港殖民地之事 宜，港督得按照行政局之諮議行事」(‘in a l l m a t t e r s t o u c h i n g t h e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o f t h e C o l o n y o f H o n g K o n g , t h e G o v e r n o r s h a l l g o v e r n o n t h e a d v i c e o f t h e E x e c u t i v e c o u n c i l ’ ) 。 行 政 局 議 員 是 由 女 皇 授 任 而 非港督任命，當然，他們都是由港督擧薦 的。我常說，非官守議員的責任是提供意見； 港督的責任是在決定之前諮詢行政局的意 見。港督對我有諮詢時，我保證一定忠誠地 直言無隱，絕對不會受 何威迫利誘。我們 做事一定要對得起良心，做出來對不對還在 其次，所謂人誰無過，只要做事有原則。林 肯說過一段話，我覺得很好，這可算是我的 座右銘。以前每凡一位新議員上任 我都會 給他一張。林肯是這樣說的：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