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大學校刊 一九九七年秋‧冬

觀，學者可以在彈指間飛越其上，作鳥瞰式 的察覽，也可以對其上的數千萬言逐字、逐 詞、逐句來加以檢索，所需只不過是在鍵盤 上的舉手之勞而已。因此，「窮經」已再無須 「皓首」，學者的精力因而可以轉用於更有創 造性的工作了。 《二十一世紀》和一九九三年成立的當代 中國文化研究中心爲研究所帶來了另一種新 向度，提醒我們現代中國雖然是那麼的充滿 動盪、摸索和變化，但也是中國文化整體的 一部分，同樣是不可忽視的。作爲中國知識 分子的公共論壇，《二十一世紀》也開闢了一 個獨特空間，在其中時代危機所引發的那些 議論和觀念互相衝突，同時不斷對讀者造成 衝擊。這本刊物的口號是「爲了中國的文化 建設」，所以它是要對歷史發生影響的。然 而，它的某些部分，卻又同時被引用、翻 譯、編輯、研究，從而被編織到歷史本身之 中去——雖然，在歷史掛氈之中，它也許只 不過相當於一縷絹絲而已。 慶祝與前 瞻 三十而立。到了而立之年，自然應當好 好慶祝一番。可是文化硏究所其實並不是一 個人，而是一個大家庭。它的成員年紀各不 相同，所以所內經常在舉行生日會：前年 《二十一世紀》慶祝創刊五周年，去年是文物 館和翻譯研究中心的銀禧紀念，而明年則將 是考古中心的二十周年了。這樣，再來一個 盛大的全所慶典似乎沒有甚麼必要。因此， 我們決定採取比較簡單的方式，在本年內舉 辦一系列演講、出版和聚會來紀念這而立之 年。 在今年上半年開始舉辦的「中國文化研 究所三十周年專題演講」，至今已經有坎培 拉的柳存仁敎授、台北的張玉法敎授，和北 京的李學勤敎授三位應邀主持，題材包括 《石頭記》、二十年代政治思潮，以及出土簡 帛中的佚籍等，其範圍之廣，恰恰反映了我 們工作的多面性；在下半年，北京的安志敏 敎授以及本所的劉殿爵和饒宗頤兩位資深敎 授，也會分別主持講座。此外，《中國文化 硏究所學報》將出版一期三十周年所慶專 號；到十一月一日，本所同事還將與大學和 本港文化界嘉賓共聚一堂，舉行餐會慶祝本 所的創辦紀念日，並一同展望二十一世紀的 來臨。 當然，前瞻比慶祝更爲重要，特別是在 香港進入新紀元，而高等敎育正急劇改變的 這個時刻。本來，在香港，中國文化研究是 不那麼受重視的；只是由於李卓敏校長的遠 見，研究所的工作才開始得那麼早，我們又 很幸運，長期得到大學和幾位熱心人士的有 力支持，因此這些年來能夠稍有成績。然 而，在今日，這一領域已經蔚爲風氣，成爲 「顯學」。硏究所倘若要在下一世紀繼續發揮 開創性的作用，那麼便再也不能夠單憑自己 的力量，而必須和大學其他同事，乃至本港 和國內許多其他大學的學者合作，那才有可 能爲中國文化的更新和重建而繼續作出貢獻 了。 這無疑是中國文化研究所面臨的下一個 挑戰。我們深信，藉著我們新校長和大學同 人的幫助和支持，研究所必然能夠像在過去 三十年一樣，接受挑戰，並且負起下一世紀 的使命的。• 一九九七年九月一日 張玉法教授（左）主講「一九二零年代的中國政治 思潮」 三十憶往——中國文化研究所寫照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