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大學校刊 二零零四年秋‧冬

to our distinguished Overseas Council members, especially Lord Fulton and Dr. Clark Kerr, w h o had played such prominent rol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ity. Yet, more three decades have since gone by, and all of them are no longer with us now. In fact, we are talking about an age probably hardly recognizable to many of our colleagues, and even less so to the young people today. But Dr. Jean Rogers w ho has flown around half the world to join us here today would no doubt still have fond memories of that age, as well as of her father going around this campus. In any case, I am sure we can all agree that, if a university is to grow on a secure foundation, then it must not forget its roots. So, with your indulgence, I would like to take a few moments in recalling the old days, and do it in Cantonese, the native dialect of Dr. Li. 我想從兩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講起。在 六十年代，大學為我們這些剛剛從研究院 出來的年輕敎師舉辦了一個敎學研討會。 會後李校長和我們隨意閒談，記得沈宣仁 兄就趁機會説：「在中大，現在講師看不 起高級講師，高級講師看不起敎授，所以 大學的士氣是很糟糕的。」李校長很邀 她，但還是笑著把話題帶過去了。到了七 十年代初，由於所謂「香港天線事件」，校 內嘩然，議論紛紛。我剛剛被理學院的同 事選進敎務會，但會議上由於法律理由不 允許討論這問題。於是，不知天高地厚的 我，站起來放了一炮，請大學注意此事嚴 重打撃了同事們的士氣，而且會議之後， 還要堅持把發言全文列入會議記錄。這令 許多人興高采烈，當然也令校長極其難 堪，但最後他很有雅量，還是作了讓步。 這兩件小事表明，在大學最初十年， 一般香港人所認同的，只是已經有多年歷 史和傳統的書院，而不是遙遠、抽象，有 權力，但似乎沒有具體功能的「大學」。社 會上對大學，對外來的李校長，還有新聘 任的講座敎授，都經常有閒言閒語，例如 中文大學並非全部使用中文啦，中大的中 文有甚麼紕漏啦，李校長不禮賢下士啦， 等等。這可以説是對中大愛之深，責之 切；但更是反映對於中大的體制，以及對 於書院逐漸融合成為大學這個過程的抗拒 情緒。這些情緒發洩出來，首當其衝的， 自然就是李校長。另一方面，中大本身百 事待興：它要向香港政府爭取員工待遇， 爭取馬料水這塊寶地，爭取校園建設經 費，還要向各方面爭取捐贈、資助，這些 都需要大量解釋和游説，以及艱鉅和漫長 的談判。在千頭萬緒之中運籌帷幄，領導 和推動這一切的，自然也還是李校長。 那時李校長正當盛年，雄才大略，氣 魄恢宏，所以對於明槍暗箭，冷嘲熱諷都 無動於中，或者坦然承受，或者化解於無 形，對於酬酢談判，案牘勞形也不以為 苦，總之都不影響他大刀闊斧，以世界眼 光來建立中國人高等學府的宏圖。這樣， 當十年過去，新校園落成的時候，他的巨 大成功是有目共睹的。而他之所以能夠成 功，最主要的，我認為，還是因為他的魄 力、自信、遠見，贏得了國際、港府、社 會賢達和校董會的尊敬和合作。而其中最 關鍵的，相信還是校董會裡面起領導作用 的關祖堯爵士、利銘澤博士、簡悦強爵 士、利國偉爵士，以及今天在座的利榮森 博士這幾位先生的完全信任，和堅定、無 保留的支持。 但是，成功所帶來的，並非歡呼和掌 聲，反而是兩項更艱鉅的任務，即是推動 大學體制改革，以及反對學制「四改三」。 體制改制，即是把大學和書院的關係重新 定位。李校長透露，這是港府認為必要， 而他也衷心支持的改革；但是他堅持，改 革必須從校內發動。所以在一九七四年， 中文大學校刊　二零零四年秋•冬 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