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大學校刊 二零零四年秋‧冬

就成立了由校內同事和同學組成的「工作 小組」來研究改制方案。小組的報告對後 來的發展其實沒有甚麼影響，然而它產生 了大量討論和激烈爭議，這就在校內和社 會上，為後來的《富爾敦第二號報告書》所 建議的根本改革，作了充分心理準備。這 個做法表現了李校長勇於承擔責任，然而 承擔是有代價的，代價就是在社會和大學 內部出現的裂痕，以及由此而導致的內心 緊張和苦悶。李校長酒量過人，這期間據 説他公餘之暇經常沉默獨酌，以消塊壘。 至於在一九七七年出籠的「四改三」綠 皮書，同樣是港府推動的，但李校長則基 於敎育原則而堅决反對，他甚至對港督當 面説出'over m y dead body'那樣不留餘 地的話；在他領導下，整個大學隨後也都 動員起來反對此事，使得有關政策最後被 迫擱置。他表面上勝利了，然而，也同樣 要為堅持信念而付出沉重代價，這趟的代 價是港府和他之間出現難以彌補的裂痕， 甚至富爾敦勳爵對他的支持，也開始動 搖。無論如何，在這時刻，改制初步完 成，商學院和醫學院先後成立，中大可以 説已經脱胎換骨，能夠自立，他自己也六 十五歲了。因此，他在翌年功成身退，和 夫人盧志文女士一同回柏克萊，可以説是 順理成章的事情。他退休之前，我曾經有 機會向他請敎做人、做事的原則，他的回 答是：「凡事只要問心無愧，便當勇往直 前，不必顧慮過多；此外，在重大變化未 萌之前，必須洞燭先機。」 總括李校長在中大的十五年，我們可 以很清楚地看到，他有為，也有所不為： 有為，所以能夠成事；有所不為，所以能 夠堅持原則。他鋭意發展中大，但從不因 為遭遇機遇、艱險而改變大方向：四年 制、雙語敎育，和學術研究。這是他性格 強韌，意志堅定的表現，值得我們深深欽 佩；這更是中大能夠保持獨特性格的原 因，我們應該記取。現在，讓我用普通話 來完成這個講話：畢竟，中大提倡兩文三 語，而李校長晚年的最後工作，就是回到 改革開放的中國，用普通話講學。 我認為，在景仰李校長的才略和事業 成就之餘，我們還要記得，可見的功勳、 事業只不過是他外在的表現，他真正的動 力和追求，還是深藏內心的理想。這可以 從他所贈給中國文化研究所的格言「結合 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看出來。 卓敏先生生於辛亥革命之際，成長於五四 運動和北伐之間，在廣州培英中學、南京 金陵大學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受敎育， 在天津南開、昆明西南聯大、重慶中央大 學和柏克萊當敎授，所以他自己正就是一 位處於新舊、中西文化之間，而且對於自 己所肩負的時代使命，文化使命有自覺的 中國知識分子。在這意義上，李校長這個 陳方正博士(左)與劉遵義校長(右) 永誌魄力恢宏的開創者 3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