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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

左起︰查良鏞、劉以鬯、仇志強及鄒文懷

月前,逸夫書院舉行「逝者之思:時代的回音」書院聚會系列,緣起自2018年多位與香港關係密切的人物先後離世。主責策劃四個講座的蔡子強老師說:「一群書院老師和同事都說,這些人士不單出名,也象徵了香港一個黃金年代。現在的同學對他們可能感到陌生,如果邀請有份量的講者講述他們的生平,也講他們的年代,或可助同學了解到香港年代改變的軌跡。」

3月8日的首場聚會「仇志強和那些年的香港球壇」,邀請教育大學副校長、「資深球迷」呂大樂教授主講。年僅十五便入選馬來西亞國家隊的大馬華人球員仇志強(1948–2018),五度獲選亞洲最佳門將,在七八十年代先後參與多個香港球會,而於1971至1974年效力南華期間達到事業巔峰,與香港球壇最鼎盛的年代互為呼應。

呂大樂分析當年香港球壇興旺的原因,「其一是班主樂於投資,球隊表現理想,班主覺得光彩,又投資更多。」霍英東以七八千元月薪力挖仇志強加盟東昇,成為一時話題。班主斥資請國際球星訪港或加盟,港球迷乃得見比利碧根鮑華等巨星。其二是經濟模式,「當年球迷還可以下班後吃碗麵才『睇夜波』,坐滿政府大球場。現在有多少人可以在七時之前下班?」

球會興盛,制度和規劃卻未能配合。訓練場地匱乏,從未有球會考慮成立公司,上市發展。一旦班主失去興趣,球隊便要解散。適逢九十年代電視廣播球賽蓬勃發展,遂轉變了觀賽習慣和欣賞水平,潰散了本地的足球文化。

吳靄儀博士主講「金庸與八十年代」時指出,查良鏞(1924–2018)和金庸以及其小說中人物實屬兩個不同的世界。

她先略述七八十年代香港的社會政治概況,包括中英談判,中英聯合聲明的誕生,以及基本法起草。查在1985年獲委任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曾提出協調性的「雙查方案」。

查良鏞1948年來港,1955年起以筆名金庸在十五年內寫作十多部武俠小說,吳博士形容為讓在殖民地寄人籬下者得以保持與中國文化的聯繫,海外華人得到中國文化的養分。他筆下的英雄俠士重義輕財,徘徊於出世入世之間,往往在歷史轉捩點成就了道德自主,變成為國為民的俠之大者。

金庸曾評說沒有民主制度,浪漫英雄只有殉道一途。因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明將袁崇煥遭崇禎淩遲處死便是明證。然而,《鹿鼎記》中康熙自詡雖非堯舜禹湯,惟愛民勵治,勝過所有明朝皇帝,何解偏要反清復明。作者儼然隱喻:國家如統治得繁榮穩定,為何一定要改變?

吳博士最後引述《明報》社評,帶領聽眾透析查良鏞是否很多人心目中的查大俠。查雖然多次提到香港人渴望自由開放社會,說人權法治會促進經濟穩定繁榮,然而他亦曾清晰表明香港不具備實行民主的條件,並稱如果實行民主,將破壞目前的穩定繁榮和生活方式。

中國語言與文學系黃念欣教授主講的「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劉以鬯與香港文學」,講題出自劉以鬯(1918–2018)先生名作《酒徒》。

劉以鬯1948年來港,一生筆耕五六千萬字,今天出版的不過三百萬字,其餘的他斬釘截鐵絕不傳世。那是為娛樂別人而寫的,包括大量三毫子小說,有神怪武俠,也有言情、豔情甚或色情。娛樂別人,他才可維持生計,從事為娛樂自己而寫的創作。佳作如《酒徒》、《對倒》,黃念欣形容為「有前衞的現代主義手法,新穎的版面設計。」然而研究香港文學不能只重高雅,更需兼顧俗文學。

「潮濕」一詞令人浮想聯翩。黃念欣認為首先當然是那些衝擊道德底線的文字,她認為這有助我們了解,在文學求索的路上,劉以鬯要付出怎樣的代價以求存,才最終達到其崇高的文學地位。當年文壇禁區不多,然有「經濟審查」──文字賣不到錢,會給過濾,停掉連載小說和專欄。

另一聯想是骯髒與污垢,即小說所記錄的香港社會面貌。《酒徒》裏被社會遺棄屈辱的文人,用酒來沖洗掙扎於雅俗文學之間的痛苦,與他相濡以沫的是同樣受唾棄的舞女。

資深電影研究者和評論家蒲鋒先生以「鄒文懷──嘉禾及其打出的電影一片天」為題,分析1970年成立的嘉禾電影公司為何能在短短十數年間,結束香港電影業由邵氏兄弟公司獨霸的局面。

蒲鋒認為首要是盡得天時。嘉禾耗資跟邵氏打版權官司,險因此消滅於萌芽狀態。幸而力捧李小龍,票房大捷,不但解了財困,還站穩了陣腳。

知己知彼是鄒文懷最大實力。他1958年加入邵氏,由宣傳主任至獨攬製片大權,深切了解邵氏的成功也造成弱點:主力起用最賺錢的員工,墨守成規,受忽略者有才難抒,自然心生叛逆。鄒遂另起爐灶,聚集這些欲求明主的導演、編劇、演員,銳意革新,迸發火花。

鄒氏善於進取求變。成本有限,他引入分紅等新合作模式。1973年李小龍猝逝,嘉禾遽失最大資產。然而,他看準許氏兄弟在電視掀起的粵語諧謔熱潮,邵氏仍固執於製作國語片之際,嘉禾的雙星電影系列已成功攻佔粵語片地盤。邵氏還在重用五十年代出身的臺灣派導演,嘉禾已開始培育本地年輕人才如吳宇森洪金寶,帶來創新。

觀眾問這樣的成功經驗可否複製,蒲鋒對以「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七八十年代香港比東南亞所有地區都更有創作自由,然而臺灣解嚴之後即迎頭趕上,南韓、中國大陸、泰國的市場也不再予取予攜。周邊環境不斷變遷,香港電影要再創新高,也得靈活變通。

文/盧惠玉

本文出自《中大通訊》第539期(201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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