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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
月前，逸夫書院舉行「逝者之思：時代的回音」書院聚會系列，緣起自2018年多位與香港關係密切的人物先後離世。主責策劃四個講座的蔡子強老師說：「一群書院老師和同事都說，這些人士不單出名，也象徵了香港一個黃金年代。現在的同學對他們可能感到陌生，如果邀請有份量的講者講述他們的生平，也講他們的年代，或可助同學了解到香港年代改變的軌跡。」
3月8日的首場聚會「仇志強和那些年的香港球壇」，邀請教育大學副校長、「資深球迷」呂大樂教授主講。年僅十五便入選馬來西亞國家隊的大馬華人球員仇志強（1948–2018），五度獲選亞洲最佳門將，在七八十年代先後參與多個香港球會，而於1971至1974年效力南華期間達到事業巔峰，與香港球壇最鼎盛的年代互為呼應。
呂大樂分析當年香港球壇興旺的原因，「其一是班主樂於投資，球隊表現理想，班主覺得光彩，又投資更多。」霍英東以七八千元月薪力挖仇志強加盟東昇，成為一時話題。班主斥資請國際球星訪港或加盟，港球迷乃得見比利和碧根鮑華等巨星。其二是經濟模式，「當年球迷還可以下班後吃碗麵才『睇夜波』，坐滿政府大球場。現在有多少人可以在七時之前下班？」
球會興盛，制度和規劃卻未能配合。訓練場地匱乏，從未有球會考慮成立公司，上市發展。一旦班主失去興趣，球隊便要解散。適逢九十年代電視廣播球賽蓬勃發展，遂轉變了觀賽習慣和欣賞水平，潰散了本地的足球文化。
吳靄儀博士主講「金庸與八十年代」時指出，查良鏞（1924–2018）和金庸以及其小說中人物實屬兩個不同的世界。
她先略述七八十年代香港的社會政治概況，包括中英談判，中英聯合聲明的誕生，以及基本法起草。查在1985年獲委任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曾提出協調性的「雙查方案」。
查良鏞1948年來港，1955年起以筆名金庸在十五年內寫作十多部武俠小說，吳博士形容為讓在殖民地寄人籬下者得以保持與中國文化的聯繫，海外華人得到中國文化的養分。他筆下的英雄俠士重義輕財，徘徊於出世入世之間，往往在歷史轉捩點成就了道德自主，變成為國為民的俠之大者。
金庸曾評說沒有民主制度，浪漫英雄只有殉道一途。因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明將袁崇煥遭崇禎淩遲處死便是明證。然而，《鹿鼎記》中康熙自詡雖非堯舜禹湯，惟愛民勵治，勝過所有明朝皇帝，何解偏要反清復明。作者儼然隱喻：國家如統治得繁榮穩定，為何一定要改變？
吳博士最後引述《明報》社評，帶領聽眾透析查良鏞是否很多人心目中的查大俠。查雖然多次提到香港人渴望自由開放社會，說人權法治會促進經濟穩定繁榮，然而他亦曾清晰表明香港不具備實行民主的條件，並稱如果實行民主，將破壞目前的穩定繁榮和生活方式。
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黃念欣教授主講的「所有的記憶都是潮濕的──劉以鬯與香港文學」，講題出自劉以鬯（1918–2018）先生名作《酒徒》。
劉以鬯1948年來港，一生筆耕五六千萬字，今天出版的不過三百萬字，其餘的他斬釘截鐵絕不傳世。那是為娛樂別人而寫的，包括大量三毫子小說，有神怪武俠，也有言情、豔情甚或色情。娛樂別人，他才可維持生計，從事為娛樂自己而寫的創作。佳作如《酒徒》、《對倒》，黃念欣形容為「有前衞的現代主義手法，新穎的版面設計。」然而研究香港文學不能只重高雅，更需兼顧俗文學。
「潮濕」一詞令人浮想聯翩。黃念欣認為首先當然是那些衝擊道德底線的文字，她認為這有助我們了解，在文學求索的路上，劉以鬯要付出怎樣的代價以求存，才最終達到其崇高的文學地位。當年文壇禁區不多，然有「經濟審查」──文字賣不到錢，會給過濾，停掉連載小說和專欄。
另一聯想是骯髒與污垢，即小說所記錄的香港社會面貌。《酒徒》裏被社會遺棄屈辱的文人，用酒來沖洗掙扎於雅俗文學之間的痛苦，與他相濡以沫的是同樣受唾棄的舞女。
資深電影研究者和評論家蒲鋒先生以「鄒文懷──嘉禾及其打出的電影一片天」為題，分析1970年成立的嘉禾電影公司為何能在短短十數年間，結束香港電影業由邵氏兄弟公司獨霸的局面。
蒲鋒認為首要是盡得天時。嘉禾耗資跟邵氏打版權官司，險因此消滅於萌芽狀態。幸而力捧李小龍，票房大捷，不但解了財困，還站穩了陣腳。
知己知彼是鄒文懷最大實力。他1958年加入邵氏，由宣傳主任至獨攬製片大權，深切了解邵氏的成功也造成弱點：主力起用最賺錢的員工，墨守成規，受忽略者有才難抒，自然心生叛逆。鄒遂另起爐灶，聚集這些欲求明主的導演、編劇、演員，銳意革新，迸發火花。
鄒氏善於進取求變。成本有限，他引入分紅等新合作模式。1973年李小龍猝逝，嘉禾遽失最大資產。然而，他看準許氏兄弟在電視掀起的粵語諧謔熱潮，邵氏仍固執於製作國語片之際，嘉禾的雙星電影系列已成功攻佔粵語片地盤。邵氏還在重用五十年代出身的臺灣派導演，嘉禾已開始培育本地年輕人才如吳宇森、洪金寶，帶來創新。
觀眾問這樣的成功經驗可否複製，蒲鋒對以「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七八十年代香港比東南亞所有地區都更有創作自由，然而臺灣解嚴之後即迎頭趕上，南韓、中國大陸、泰國的市場也不再予取予攜。周邊環境不斷變遷，香港電影要再創新高，也得靈活變通。
文／盧惠玉
本文出自《中大通訊》第539期（2019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