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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探奇

香港的露宿新大軍

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黃洪博士

社會工作學系社會工作學系
黃洪教授


樓價高企加上貧富懸殊,令香港出現「無家可歸」現象。一般市民可能對此視而不見,但實際上這些無家人口正在攀升。以往的露宿者通常是吸毒者或精神病患者;然而,「新一代無家者」原來很多都是有工作而且家人健在的,是經濟問題迫使他們露宿街頭。

黃洪博士是中大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在2000年進行過大規模的全港露宿者調查,初次察覺到香港的露宿人口構成出現轉變;之後在2004年亦進行了類似調查。第一次調查中透過點算及個案研究,他發現露宿者的平均年齡為50歲,相對於不久前政府研究所得的54歲,短期內已有明顯的年輕化趨勢。五分之一的露宿者更是40歲以下,是以往數字的雙倍。三分之一有工作,或由於當時經濟衰退而失業;四分之三指出經濟困難是街頭露宿原因。

經過2003年的沙士後香港經濟復甦,露宿者現象曾一度改善。但近幾年,黃教授留意到露宿人數再次回升,尤其是在2014年。他估計目前有近千名「新一代無家者」,佔全港露宿人口六成。

他和學生外展探訪露宿者,加上非政府組織提供的資料,得出這些數字。由於「新一代無家者」通常有工作或是有意找工作,到了深宵時分才需要找地方過夜,之前會在公眾地方流連,例如商場或公園。

樓價高企加上貧富懸殊,令香港出現「無家可歸」現象

從個案資料所得,深水埗其中一個據點以前只有數名露宿者,近年該區租金上升令人數急增至80人;此外尖沙咀的公眾地方亦是露宿熱點。由於政府的社工服務集中在傍晚較早時分,黃教授成功游說社會福利署透過三家非政府組織成立服務團隊,在深夜時間探訪這些新形成的經濟型露宿者。

問題的根本是租金不斷上升。深水埗地區的一百呎劏房月租,由1,500元驟升至高達4,000元。黃教授相信這是香港經濟結構性的問題,因為家人分開居住或搬遷所導致,當中部分源自新市鎮的發展。新市鎮原意是建立自給自足的社區,但現實中並非如此,很多天水圍、元朗、屯門等地區居民依然每天長途跋涉到市區上班,交通成本高昂而時間長。

另外,一些低收入階層的配偶來自中國大陸,可能將妻兒安頓在深圳以節省生活費,自己則在本港找工作,通常從事建築業。黃教授指出,如果這些工人的工作地點是九龍,他們就乾脆在地盤附近過夜,認為要花錢在交通不值得,而且在港島或九龍租地方住也不划算,因為租金往往佔他們人工的一半或三分一,他們還要負擔深圳的租金。

黃教授的研究顯示,很多有工作的無家者工作時間不定。根據他原來的調查所得,約16.7%是侍應,14.3%是建築工人。另外搬貨運輸、製造業、小販、清潔工人各佔約10%。他們的平均月薪屬低水平(2000年數字為5,271元),通常沒有積蓄,每當失業、遭遇意外或病倒時,往往也無法應付租金。

黃教授亦遇過從事文職,穿著西裝上班卻露宿中環或灣仔的人。他們通常是剛出來工作的年輕人,正在輪候公屋。他訪問過的一些大學畢業生,不想和父母同住但也沒有能力買樓,市區重建計劃亦令他們失去平租的選擇。

這些研究結果曾向立法會議員、政府高層甚至特首候選人反映過,但政府措施往往與現實脫軌。

黃教授的學術領域包括貧窮現象、社會保障和工作問題,不但涵蓋香港,同時亦針對中國農村和城市。黃教授同時出任融樂會的副主席,這個非牟利機構為本地少數族裔居民爭取權益,另外亦是香港樂施會理事。

黃教授獲香港政府委託,評估三家非政府組織的露宿者服務。他以「路徑分析」分析不同的因素如何影響無家現象,以及這些因素在露宿者獲得服務前後如何互相關連。教授利用心理健康作為非獨立變數,分析了社會資源的作用,有助建立統計分析,了解無家者的露宿原因與分析結果之間的關係,以及兩者之間如何反饋。

黃教授和這些組織發現,「新一代無家者」根本不希望依賴社會福利,他們與典型的露宿者不同,並不視自己為長期露宿者。年紀越輕、留在街頭時間越短的無家者,亦更急切想找到工作。

因此,新策略是避免這些「新一代無家者」露宿超過三個月,否則他們可能出現精神問題,或對自己能力失去信心或對求職心灰意冷。社署聽取教授的意見,提供臨時居所和過渡性貸款,幫助這些人找到工作。

黃教授指出這些無家者不想被視為「懶人」,很多都有還款,只將貸款視為應急資金:「他們希望自食其力,這種堅強而有尊嚴的生活態度給予我力量;作為社會科學家或社會工作學者,我們應探索現實、理解世界,但最重要的是改變這個世界。」

倘中英文版本出現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本文出自中大主網頁(201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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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洪 社會工作學系 露宿 貧窮 貧富懸殊 社會保障 社會科學院 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