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早前成立生命倫理中心，其籌劃委員會的成員中，哲學系李翰林教授是唯一非來自醫護或生物學領域的。李教授專研應用倫理學，並認為用哲學檢視公眾關心的議題（墮胎、安樂死、醫助自殺等，在道德上是否可以容許），能釐清頭緒，有助尋找解決辦法。

李教授以幾個兩難處境和一個「雙效原則」來講述他的研究領域。

移植案例

假設某醫生有五位病人，各患有不同器官的衰竭。醫生若殺死一名前來做例行檢查的健康者，就可以移植他的器官給這五名病人。大部分人會認為，殺害無辜去救活五個病人是不道德的。

那麼，再假設，甲地有五個陌生人，乙地有一個陌生人，我們可以拯救其中一地的人，但無法全救。多數人會覺得應該救甲地的五人，而非乙地那一個。

是甚麼導致截然相反的結論？雙效原則指出，直接的蓄意傷害與僅為預見的傷害之間有道德差異。傷害無辜摘取其器官，是直接的蓄意傷害，因此道德上應受譴責；而放棄乙地的陌生人（而救甲地五人）則僅屬於可預見的傷害。

雙效原則同時要求，惡果（或傷害）絕不能是達致善果的手段。也就是說，不可以強奪陌生人的腎臟去救自己朋友，儘管並非存心致陌生人於死地。因為促成救活另一人這個所謂善果，是以傷害（奪走他人腎臟）為手段。

雙效原則也要求善果應大幅抵消間接造成（或預見）的惡果。

雙效原則可溯源於羅馬天主教會，當時教會根據這個原則證明，為救活母親而壓碎胎兒頭顱的穿顱術是道德所不容的，因為這等同蓄意謀殺。但另一方面教廷卻允許子宮切除術，如果孕婦子宮有癌症，要救她就必須切除子宮，即使胎兒會因此而死去。

然而，雙效原則並非顛撲不破的。試想有位外科醫生可以救活五個病人，但手術過程會產生致命煙霧，煙霧會滲到隔壁房間，殺死那邊一個病人（由於某種原因無法移走他）。雖然根據雙效原則，這項手術是合理的，但道德哲學家普遍認為，在這個例子中根據雙效原則得出的答案是錯誤的。

電車難題

另一個類似問題近來也引起學術派哲學家熱議。情境如下：你在駕駛電車。有恐怖分子綁了五個無辜市民在前方車軌。煞車已被破壞，如果袖手旁觀，電車就會輾過那五個人。唯一化解方法是將電車駛到右邊岔道，那邊只有一個人被綁在軌道上。你會選擇右轉，還是任由電車向前？

幾乎所有人（包括認同雙效原則的人）都同意，右轉在道德上是容許的。

要是不右轉，恐怖分子給你另一選擇，可以將一個胖子推到電車前，及時阻止電車前進，五人得免被撞（而胖子則被撞死）。雖然同樣令人為難，但有人會認為，把電車駛向右邊，比起親手推下一個血肉之軀更可接受，後者給人感覺在「利用」那個胖子。

循環路線案例

再假設：如果你駛入右邊旁軌，電車會輾過那個人。但在這個版本中，電車轉一圈後會回頭輾過主線上的五人。不過，如果你以一定方式控制駕駛，電車撞上旁軌的人後會停下來。相當於你利用他煞停電車，效果與上文的胖子一樣。然而，這樣煞停電車似乎比推胖子落軌較令人接受，為甚麼？

李教授這樣看：在移植案例中，殺死健康的人是不容許的。沒有徵得他同意而殺害他，是侵犯他的生存權。是否可以考慮：五個器官衰竭的病人就誰應放棄治療、捐出健全器官給其餘四位病人達成協議（例如通過抽籤）？

對於胖子和循環線的案例，李教授認為，不容許利用他人（胖子）與容許利用他人（以旁軌上那人煞停電車）之間有道德差別。你可辯說，旁軌上的人無論如何都會死，因此電車是否因他而停與道德無關。但如果親手把胖子推往死路，就是侵犯他的生存權。

分岔口難題

最後，李教授提出一個電車難題的變奏：一輛失控的電車駛到分岔口，司機必須選擇左轉還是右轉。左轉會撞死五個人，而右轉只會撞死一個。後果和電車難題一樣，但抉擇則相對明顯，因為避免一場會令五人喪命的禍事（善果），起碼在算術上勝過撞死一人的事故（惡果）。如果認為電車難題中的司機甚麼也不做，任由電車向前駛是道德所不容的，那麼電車難題就和分岔口難題並無二致，因而在這兩種情況司機都應右轉。

為這些難題找答案並加以比較，是李教授等哲學家訓練思維的方法，也是生命倫理中心在哲學層面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