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大學校刊 二零零零年秋‧冬

劉敎授説，他個人的變化源自香港的變動。「社會變動是社會科學者的機遇， 除可從中檢拾有用的研究材料外，更可向社會展示社會科學者的存在價值。這種 黃金機會不常有，我們卻碰上了兩次。第一次是在回歸前，香港前途充滿不明朗 因素之時；第二次是現在，要重塑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制度與價值觀之時。」 劉兆佳敎授和政治與行政學講座敎授關信基自八十年代起，便合作開展一 連串探討香港政治文化變動的軌迹研究， 課題包括香港的普選、與中國大陸的關 係、政權建立、權威下 降、管治和政治衝突， 有些已完成，有些仍繼 續。 他們一早發現香港是個功利社會，重視法 治但卻沒有全面的民主觀念，對特區政府的認 受性不強，但又希望政府更多地介入社會及經 濟事務。 香港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回歸中國後， 這套政治文化仍然持續，就算當中有轉變，也是極之緩慢。只不過，香港的政治 環境實質改變了，引致行政立法關係惡劣，社會凝聚力下降，經濟發展又碰上亞 洲金融風暴而逆轉，才使群眾政治和民粹主義逐漸抬頭，而各階層也極力爭取本 身的利益，要求建立新的社會秩序和價值觀。 關信基教授 分析新世紀香港的需要 雖然特區政府已意識到必須改革一些制度和政策，香港才有望回復以往安定繁 榮的局面，但究竟路應該怎麼走呢？ 劉兆佳敎授於其主編的《香港二十一世紀藍圖》內指出，在開 展改革前，特區政府必須取得社會各方面對它的「信心、尊重和諒 解，才能肩負起帶領港人克服時艱和開拓未來的重任。」而改革 成敗，則視乎政府能否建立一個有社會基礎的管治者同盟。 這個同盟須由行政長官締建和維繫，成員包括有影響力的政 治、經濟和社會領袖，以及他們所領導或代表的勢力和團體，能 夠有效動員群眾和領導輿論。同盟內部須穩定和有組織，並經 常協調各方利益，以照顧各界訴求。 劉敎授表示，他的意見都是以研究結果為基礎，溫和、客觀而持平，目的是在 公眾討論之中，引入理性和實事求是的元素，以減少不同 階層、黨派和利益集團之間的磨擦和衝突，縮窄大家 的差距。 如何量度社會科學者對社會的功用或影響呢？ 劉敎授也認為難以量度。但他「換另一角度來看，只 要社會上仍有人向我們提問，則表示我們的意見， 甚或主張，仍有參考價值，對社會會有貢獻。」 中文大學校刊二零零零年秋‧冬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