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中自有黃金屋

孝是傳統美德，一般人談論孝，多會着眼其道德內涵和教化社會的作用。中大偉倫歷史學研究教授科大衛卻憑歷史學家的銳眼，掀出孝道與明清中國經濟密不可分的關係。他細閱文獻族譜、考察宗族祠堂，終還原歷史和古人生活的鮮活面貌。在9月9日第六場「智慧的探索」公開講座上，科教授以「孝道與產業：為甚麼『孝』有助商業發展？」為題分享研究結果和心得，吸引近二百名師生和公眾人士入場。一個半小時的演講和問答環節反應熱烈，教授妙語如珠、三言兩語拆解複雜問題的功力，令人拍案叫絕。

有子考無咎──孝為「存款保障」

為論證孝道推動商業發展，科教授在講座中提出兩點。開首他引用研究中國商業史的重要典籍、明人汪道昆所著《太函集》一篇關於「休寧程長公」的墓誌銘，敘述長公父親往揚州販鹽途中客死異鄉，他奉母命奔喪，到埗後卻無法收回父親借出的貸款，回鄉復給鄉人追討其父之債的事跡。堅持為父還債的他鬻田賣簪還清貸款，守喪三年後向十位鄉間宗賢共借三千緡到新市鎮經營貸款業務，因利息低廉，其門若市。

這個故事，和孝道推動商業有甚麼關係？「這表面上是長公盡孝的故事，實際是銀行廣告。」教授打趣道。「長公是做銀行業務的，開銀行的人強調自己孝順，是要令人安心存款。他堅持為父還債，就說明錢存在他們那處是安全的，因為依此邏輯，他死了，兒子會負責。」他續說：「做生意必然牽涉借貸，要借貸就要確保債務能超越一代人的生命周期。明清時代沒有公司法，『孝』就發揮這作用，相當於將生意變成一獨立法人，不論管理者存歿，也要向債主負責。由此可見，孝與經濟活動關係密切。」

祖先為「法人」

接着，科大衛教授延伸孝道可令債務跨代的觀點，述說古人如何巧用孝的道德力量，以先祖為核心建構宗族，並以後者名義管理財富、開展商業合作和鼓勵子孫生產。教授強調，古人壽命平均三十上下，子女與父母相處的時光不過十年左右，由是孝的傳統理論主要關乎父母死後──而非生前──如何表示孝心。關於死後盡孝，宋代以前，長子會在父母墳邊搭建茅寮，守孝三年。其後經宋儒提倡，人們以神主牌敬奉祖先，牌位容許子孫安置家中供奉，同時建構宗族網絡和歷史敘述。到明朝嘉靖年間，高級官員開始興建祠堂，民間漸漸普及，拜祭祖先成為宗族生活的重心。

「在中國，為『私』賺錢是壞事，但若然如此，為何明清時代這樣繁榮？」教授謂，這一切歸功朱熹的說法：累積田地、考取功名並無不妥，因這皆為祖先而做。他續稱：「把宗族這個理念推廣普及的理學家朱熹，就等同中國的孟德維爾（Bernard Mandeville）：宗族的自私自利，能夠為國家與社會帶來公益。」孝在中國是一種宗教的感召，祠堂就如西方的法人，負責管理財富。當中饒有興味的，便是明人霍韜在家訓提及的年度「報功最」儀式：祖先的牌位被移至中堂（正廳），家長側立，眾兒子依長幼站立兩旁，順序稟報該年賺得的田產和銀貨，再由長輩論功行賞。這辦法後來被賬簿取代，然而祠堂仍是財富管理或投資的核心：祠堂負責分賬、投資買地；投資做生意，人們多尋找宗親合資，每年拜祖先時輪流管理。

西風東漸

祖先在華南充當法人角色，主要發生在明中葉至清中葉，即十六至十八世紀。科教授意味深長指出：「在西方社會，法律為社會核心，法律定下社會運作的規則；在中國，禮儀則是核心，叩頭後做甚麼也沒大關係。」孝作為禮儀，隨着社會發展，演變成有利營商的載體，而西風東漸，亦意味着孝的商業意涵步入夕陽。1865年，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引入公司法，至1903年清政府頒布此法，自此家族財產多用公司法管理。「時至今日，宗族仍存在，祠堂亦到處可見，只是它們已變為禮儀形式，不再主導家族共產，」教授道，「至此孝道與商業的故事，基本上已成過去。」

Amy L.

本文出自《中大通訊》第544期（201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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