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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市民大多視醫護人員肩負的使命感為理所當然。我們或許欽佩甚至艷羨當醫生享有的優厚待遇和崇高地位,卻往往忽略了白袍戰士默默吞下的辛酸。
「醫生不僅是一份工作這麼簡單。它意味着終身的奉獻、一生的承諾和重大的責任。」鄭世鴻醫生說道。
在新冠肺炎疫情尚未止息之際,我透過視頻方式訪問鄭醫生。那是一個星期五的早晨,灰藍色的天空飄着零星細雨。準時十一點,鄭醫生的頭像出現在熒幕上。儘管青黑的眼袋透着一絲疲憊,他仍然馬上投入對話,侃侃而談,令訪問氣氛活躍起來,也充分展現他對自身工作的無比熱忱。
鄭醫生的英文姓氏是Tipoe,很顯然並非我們熟悉的粵語拼音拼法——他的父母出生於菲律賓,在1980年代末移居香港。他的學習生涯也非比尋常——自小對生物學興趣濃厚的他積極參與各種臨床醫學學習活動,抓緊一切機會體驗生活百態。
「我初中時參加了由中大及威爾斯親王醫院合辦的暑期臨床學習計劃。參觀過校園及各種醫療設施後,我愛上了醫科和中大那山清水秀的氛圍。所以我對自己說:『沒錯了!這就是我人生要邁向的方向!』」
憑着鍥而不捨的決心和夙夜不懈的奮發,鄭醫生以驕人的公開考試成績考入中大醫學院的內外全科醫學士課程。該課程亦提供了一個難得的臨床學習機會,讓他得以遠赴牛津大學的Weatherall分子醫學研究所實習。
這次實習也是他人生裏重要的轉折點。「牛津大學的經歷令我體會到臨床研究的重要。在當今世代,愛滋病及新型冠狀病毒等致命疾病仍無法精確治癒。我很想找出根治這些病痛的方法,減少患者的煎熬和痛苦。」
從中大畢業後,鄭醫生在瑪麗醫院和威爾斯親王醫院擔任了一年實習醫生,其間獲頒利黃瑤璧千禧獎學金,得以重返牛津大學,從今年10月起攻讀臨床醫學博士課程。
我請鄭醫生回想他在實習時期遇過的最艱難時刻。他的答案讓我始料不及。「說實話,最令我忐忑不安的莫過於在培訓時要與患者以廣東話交談。由於我小學和高中就讀國際學校,我沒有太多機會練習廣東話。因此,我花了無數時間向醫學院的同學請教口語和寫作技巧。」
別擔心,鄭醫生!就我們的訪談看來,你的廣東話口語無懈可擊。我給你打一百分!
撇開戲言,學醫的道路無疑是充滿艱辛。駐院醫生有時須一口氣值班三十小時,每下一個決定都攸關人命,面對的情緒衝擊更是數之不盡。
「今年2月我於俗稱『dirty team』的抗疫團隊工作。我記得有一名確診患者在治療期間,虛弱的握住我雙手,用顫抖的聲音問:『醫生,我會死於新冠肺炎嗎?』」這是鄭醫生頭一次體會到,掛在頸上的聽診器除了是個榮譽,也可能是難以承受的重擔,足以磨滅一切的熱情與雄心。
鄭醫生續道:「即使你渴望成為患者及其家人的堅石和支柱,但醫生並非全知全能。醫生能做的,就是根據自身經驗進行診斷,得出結論,並用合適的言語把結果傳遞給患者。」他很快便領悟,行醫的路途上並沒有時間容許他耽於悲傷;他總會有另一個病人需要治癒、另一個急症需要處理、另一個難題需要拆解。
筆者曾讀過一篇文章,內裏道出的道理與上述同出一轍:醫生只能有兩個選擇——要麼走出悲痛堅強前行,要麼自怨自艾一沉不起。
隨着新學年開始,鄭醫生鼓勵所有醫科師弟妹在實習時多與不同人打交道。「醫學是門需要博聞強記的學科。我建議同學們多參加臨床學習活動,把握每個與醫護人員交談的機會,並從他們身上學習和汲取經驗。最重要的是用正向的態度面對生死、面對人生。」
文/ronaldluk@cuhkcont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