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大學創校後的第二個十年，正值世界歷史急遽變化的時期。當時石油危機引發經濟動盪，人心與社會價值觀丕變。香港則經濟起飛，每年本地生產總值均超過百分之八，令它躋身「亞洲四小龍」之列，成為世界金融中心。香港社會也歷經變遷。政府在1973年推行新市鎮計劃，往後十年間，多處地方滄海桑田，急速都市化，幾座新市鎮於焉誕生，中大所在地的沙田便是其中之一。

在此背景下，創校校長李卓敏博士發表第三份校務發展報告，該報告恰如其分地題為《新紀元的開始一九七五─一九七八》，縷述大學成立第二個十年間的發展及擴張，從中也可見到大學一方面須因應本地社會需要和外部經濟壓力不斷求變，另一方面要秉持創校時之願景、目標和抱負所面對之困難。該報告也象徵中大領導層的嬗遞，因為李博士在1978年退休，由馬臨教授接任校長之職。

令中大跨入這個「新紀元」的推動力，主要來自第二份《富爾敦報告書》，這份影響重大的文件為中大今天的組織架構奠下基礎。草創之初的中大由幾所書院組成，實行邦聯制，每所書院有各自的教學部門和員工。《報告書》最重要的建議，是提出明確界定大學與書院之間的關係，並廓清大學與書院各自的角色，這點最後於1976年載入《香港中文大學條例》成為法律。不同書院的學系予以整合，由大學統一負責，提供「學科為本」的教育。教學與教師的任免屬於大學權限，這有利資源的有效運用，並有助大學為未來發展制訂長遠目標。這種統一的具體例子是教學方法的改進，以及愈來愈廣泛採用教學器材，使得教學更加專業，令學生更加投入。

經重新界定的書院角色，是提供「學生為本」教學，協助學生在思想、德行和個人方面的發展。這包括提供同宿設施、關顧和輔導服務、緊密的師生交往，以及培養學生之間情誼的社交和體育活動。這種獨特的制度至今仍在實行，既透過正式的教與學傳遞知識，也鼓勵學生探索自我，兩者相輔相成，是中大有別於其他本地大學的特點。

該報告也強調中大固守初衷，矢志成為融會中西知識和文化的國際大學。最顯著的例子是中國文化研究所的工作。該所成立於1967年，一直致力成為推廣和研究中國文化的國際重鎮。除了定期舉行展覽、研習班和會議外，該所在1973年創辦《譯叢》，這本漢英翻譯期刊把不朽的中文佳作迻譯成英文，供國際讀者欣賞。

作為一所年資尚淺的研究機構，中文大學的建樹已不限於弘揚中國研究，在其他學科諸如中草藥、食物蛋白、香港社會生活、機器翻譯、教學法和經濟學等均甚有貢獻。中文大學出版社在1977年成立，是大學傳播學術成果的利器，後來發展為名聞遐邇的學術出版機構，專長出版中國文化和香港研究著作，但也廣及一般讀物、教材和電子書刊。今天，出版社每年出版圖書逾五十種，歷來出版著作超過一千三百種。

為履行大學達成溝通東西文化的使命，1977年大學在雅禮協會支持下成立亞洲課程部，為香港境外學生提供在中國社會環境中生活、學習和研究的機會，從而增進中國和亞洲研究知識。

當然，若非校園配合發展擴大，大學不可能在這十年間有長足的成長。在這段時期，校園有多座重要建築物落成，令這個山城氣象一新。這些建築物包括科學館、邵逸夫堂、大學體育館、保健中心和研究院宿舍。各書院也興建了新的學生宿舍。

1974年，大學入口豎立石闕四擎和刻有校名的石牌一座。不設校門，象徵大學與社會聯繫無間，致力服務大眾。事實上，工商管理學院和醫學院分別在1974年和1981年成立，主要是因為香港經濟成長和人口增加，亟需訓練有素的管理和醫療人員，大學遂設立這兩所學院滿足社會需要。在這十年間，中大開辦校內最早的博士學位，分別是中國文化研究和電子學，此外還增設人類學和心理學等課程。

中大在創校第二個十年的這些發展，顯示這所大學不只致力於香港的發展，而且開始邁步，朝成為真正的國際綜合大學的方向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