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常在我心間

梁乃鵬博士
中文大學校董會主席

 

教育對你意義重大，可否說說為甚麼？

我隨家人於1949年自東莞遷來香港，其後家道中落，我十二歲便得出來工作養家，但我一直沒有放棄為自己爭取接受教育的機會，總是一邊工作一邊唸校外課程和自修英文，不時要和同事調更遷就上課時間。到了二十歲才重返校園唸中三，之後上了香港大學，後來更赴英唸法律。教育對我個人和對一個社會來說都是相當重要的。以我個人來說，我之所以能克服少年的困境幹出一番事業，全賴沒有放棄接受教育的機會。我也堅信一個社會或國家的人民若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這個社會必然穩步發展。

可否談談你為內地教育出的力？

1985年我濶別故鄉三十六年後首次重返東莞，那時東莞剛從一個魚米之鄉轉型城市發展，我則在當時尚是香港城市理工的校董會服務，我想為家鄉出點力，於是在1986年當上東莞理工籌委會的副主席，東莞理工於1989年建成。我也為自己祖居所在的萬江區金泰鄉捐助了一所幼兒園和一所小學。中國經濟雖然近年發展迅速，但偏遠地區還有很多兒童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所以我的工作未有停下來。我近年為甘肅省定西市捐助重建兩所小學，分別以我爸媽冠名誌念。我至今贊助了一百多名學生到定西市上高中，而且和每一位都一直保持聯絡，他們的學業成績都非常好，有些更已畢業並獲內地一本大學取錄，令我感到非常高興。

你對香港高等教育有何看法？

與新加坡適齡人口入讀大學比例（85%）相比，香港（60%）尚有進步空間。政府還有很多工作可做，如八間受資助院校應繼續增加學額，以及整合貫通不受資助院校的學士和副學士學位課程，以提供修讀專上課程的機會予更多年青人，使其得以達成理想，成為未來社會的棟樑。待數量有了可觀改變，香港市民及人力資源在質素方面自然也會有所提升。

你如何開始你的社會服務？

我當上執業律師不久，便已開始我的社會服務。我覺得法律訓練予人客觀理性地分析事物的態度，以及有步驟地解難的方法，加上我由訴訟至商業法均有相當經驗，很適合去幫助一些弱勢社群去解決他們的法律問題。當時尚未有法律援助制度，我已經在灣仔的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提供免費法律服務。我也協助過貝納琪御用大律師，為一些窮人或低下階層人士的權利出過力。

你作為校董會主席的頭一百日過得怎樣？

我上任之時，正值大學一個諸事紛陳的時期，所以不得不馬上全力投入工作，這些工作包括：覓選下一任大學校長；就教資會有關大學管治報告書內的建議作出相應行動。我計劃重設校董會下的行政委員會，頒行校董守則，領導校董會監察大學執行今後五年的策略計劃等，此外當然還有私家醫院的籌備工作。可幸的是，得到全體校董、各有關委員會及大學管理層的支持，以上所有計劃都開展順利，進度良好。這段時期我還接觸了大學、書院以及學院的管理層和職員及學生組織，了解它們的運作和關注之事。總結來說，我在中大的頭一百天過得相當充實、具挑戰性和令人欣慰。

你認為中大的優勢何在？

正如香港的優勢來自其位處中西文化的接壤，中大因着其創校的人文精神及貫徹如一的雙語政策，在傳統知識傳授與現代教育範式之間兼容並蓄，左右逢源。此外，獨特的書院制和全人教育理念，也使中大的教育在急遽變化的全球一體化氛圍中更顯優勢。中大在某些教研領域已是處於領導地位，我身為校董會主席，責任是在政策及資源調配方面，確保大學的發展策略得以開展持續，令大學整體的成績及貢獻更上層樓。

你喜歡中大校園嗎？

我去年6月加入校董會，來到中大便深被其校園環境吸引，它可謂山明水秀、地靈人傑，與我之前熟悉的城中校園截然不同。我已經走過校園大部分地標，愈發明白中大的獨特精神和人文關懷從何而來。我肯定會花多些時間在校園，而且不淨是來開會，而是希望有更多閒適時間融入這裏的一草一木。

本文出自《中大通訊》第483期（201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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