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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在英國專業兒科,發展順利,為何轉投基層醫療?
回港前我曾在倫敦大學皇家費爾醫院醫學院擔任兒科講師,也從事研究,並參與建立兒科換腎部門,夠挑戰性,也有滿足感。但多年的工作經歷令我深深領悟到預防勝於治療;例如我見過因沒有注射疫苗,患麻疹而嚴重失聰以及患腦膜炎致死的病童;而這些不幸都是可以預防的。其後在社區工作,我認識到教育群眾正確的醫學知識、扭轉誤解的重要,更堅定了我從事基層醫療的決心。我相信工作的價值是自己賦予的,做好教育和預防,有助減少病患和併發症,所以基層醫療絕不是次要的。
為甚麼回港加入中大保健處?
當時丈夫應威爾斯親王醫院聘請,我們舉家回港。我則選擇了以基層醫療為主的中大保健處,一來因為這兒的工作環境自主開放,可以讓我秉承自己的理念和信念行醫;二來兩個孩子才兩三歲,這份工作可讓我在家庭和事業之間取得平衡。我工作得非常開心及有滿足感,當年的選擇十分正確。
可否說說病人期望和保健處角色在這些年間的改變?
二十多年前,醫生斷症開藥便可。近年資訊發達,病人知識多了,會提出很多疑問,或拿網上資料向醫生求證,並期望醫生詳細解釋病理和藥理。所以醫生更加需要不斷進修,掌握最新的醫學知識和發展。
而保健處除提供基礎醫療,還漸次旁及身心治療、復康和教育。近十多年來,透過健康促進及防護委員會,參與策劃全校的公共健康措施,推動校園保健大使計劃,辦講座、急救班,希望達到健康大學的理想。
哪些經歷最是難忘?
那定是2003年3月11日至6月23日的沙士疫潮,我們傾盡全力,面對陌生的敵人,打一場不知該怎樣打的仗。雖是戰戰兢兢,人心惶惶,然而保健處上下一心,士氣高漲,整段期間沒一位員工請假。每天早上八點早會,計劃工作,互相打氣後,邁向又一天的挑戰。初期有一天來了一百六十多位學生,都說接觸過一位患了沙士的同學。保健處差點招架不住,只得臨時設立一個篩檢區。運作了一個月,疫潮情況愈加惡劣,又另闢一區,專為發燒和懷疑染上沙士者診症。所有醫護人員穿上防護衣物,輪流到這些隔離區看病。按記錄在隔離區設立期間我們看了八百六十六位發燒病人。大學也在保健處樓下另設專用宿舍,供因發燒而滯留香港的國內同學或訪問教授暫住,由我們全面照顧。我們本不是二十四小時的編制,在有限資源下,也還算應付得不錯。這個團隊令我自豪!
很多人都說趙醫生看症令人舒服,你怎樣和病人建立起關係?
有了信任,萬事俱易。病人信任醫生,會把醫生說的每句話銘記於心。有時經過了若干年,病人提起當年因為聽從我某句話,他便做了甚麼甚麼的。對於這種多年累積下來的信任,我珍而重之,而且兢兢業業,因為我深明信任背後的期望與責任。信任始於溝通,聆聽則對溝通十分重要,尤其是弦外之音。曾有一位病人只是訴說一些表面症狀,我硬是覺得沒那麼簡單,到她站起來要走了,我問她:「你來找我應該還有別的事吧?坐下,我們再談談。」她立時就哭了──可能是多年的經驗讓我略懂解讀身體語言吧。同理心也很重要,從病人角度感受,給予關懷安慰,讓病人感覺你與他站在同一陣線對抗病魔。不要把病人當作只是一具軀體,頭疼醫頭,腳疼醫腳,而是要兼顧身心。
退休後有何計劃?
先放一個悠長假期吧,每天自然睡醒,重拾一些放過或錯過了的活動及事物。例如重新學習我那曾經足以溝通但已丟疏的法文,多看一些心儀的文學作品,跟久沒有聯絡的好友見面,到處走走,看看北極光,到到秘魯的馬丘比丘,尋找一些新的經歷。當然亦希望能有更多時間與家人相處。經過半年的過濾和沉澱,儲足能量後,再考慮怎樣繼續醫療保健服務,但肯定不會是全職的了。
本文出自《中大通訊》第500期(201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