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0年，有「血汗工廠」之稱的深圳富士康廠房接二連三發生員工輕生，連續數月成為頭條新聞。在自殺潮的高峰，中港台兩岸三地二十所高校的六十多名師生，發起了富士康事件的聯合研究調查。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邱林川製作了一段二十分鐘的短片《解構富士康》，作為調查的影像記錄。其後他在《傳播與社會學刊》發表〈視覺行動研究：解構富士康〉一文，探討視覺行動研究，以及如何利用視聽工具深入了解中國勞工的工作和生活。

邱教授說《解構富士康》不是完整紀錄片，而是整項研究的視頻註腳。短片展現了富士康深圳廠區工人上下班的場面，並有來自蘇州崑山的老員工張厚飛，以及自殺倖存者田玉現身說法，結尾是工人的公餘生活點滴。鏡頭下有不少鮮為人知的內容，是由十多位同學以暑期工身分進入富士康廠房，以手機拍攝得來的。短片於2010年10月初製作完成，到11月中已在北京、上海、深圳和香港等地放映了五次，新浪科技頻道上載短短幾天便錄得五萬多次點擊，反應之熱烈大家都始料不及。「傳播學在行動研究上已落後於其他學科，」邱教授感受甚深地說，「視覺行動研究應該是一條可讓我們急起直追的重要途徑。富士康員工的參與固然是關鍵，但沒有手機和網絡媒體所提供的大量影像、報道和評論，根本沒可能達到現時短片的效果。」

行動研究，簡而言之，是透過實際參與研究對象的活動而進行研究。視覺行動研究則輔以視聽器材，不在乎拍攝是否完美，而是旨在為社會基層發聲。邱教授解釋，踏入網絡資訊年代，社會階層基本上是按掌握資訊技術的程度而劃分的，包括訊息有產者、中下階層和無產者，三者之間的不平等分野，稱為數碼鴻溝或者數碼落差。「中國網民超過三億，差不多八成人上網閱讀新聞，他們都屬於有產者。有手機但沒有上網的大概有七億人，算是中下階層。其餘的是無產者，這批人接觸資訊的機會少之又少，但也有三、四億人。」

手機和互聯網等新媒體出現，令大眾傳播模式產生變化，影響深遠。以新媒體為載體的社會事件稱為「新媒體事件」。新媒體的特點是廉宜和獲得廣大群眾的參與，成為傳播學近年新興的研究領域。邱教授說：「新媒體事件可以繞過既有新聞體制讓群眾發聲。社會事件的發展變為由下而上，傳播速度更快，互動性更強，也更容易跨越界限。富士康事件就是好例子。」

目前，新聞與傳播學院的新媒體事件數據庫已收集了四百多宗新媒體事件，內容大致分為民族主義、權益抗爭、道德隱私和公權濫用四種。邱教授指出，中港台三地的新媒體傳播有顯著分別。新媒體事件在中國大陸出現較頻密，獨立性強，較少依賴大眾媒介。最具象徵意義的是2009年的央視大樓火災，民眾用手機和數碼相機拍攝大火場面上載網絡，是公民新聞超越了電視新聞的經典例子。香港和台灣最哄動的新媒體事件，雖然同樣可引發法律或道德議題，甚至提升為嚴肅的討論，包括隱私權、言論自由、網絡管制等方面，但其本質則較接近日常生活，更像八卦新聞，例如陳冠希「艷照門事件」以及台灣「新228劈腿事件」。「中港台各有其科技特點和社會背景，新媒體對三地事件也因而發揮不同功能，」邱教授說。「這正好說明傳播技術和社會結構不可分割。研究人員應該着眼整個擴展了的媒介生態系統，以及背後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體系，以全面發展新媒體事件研究。」